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者：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经济合理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体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探索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动力。需更加注重长短政策优化组合，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
科学把握经济运行过程中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既有利于准确理解“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对推动经济运行实现整体好转至关重要。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经济合理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体现。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总量增长和效益提升的辩证统一的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既有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增长变化，如表现在总量、规模、速度等具体指标上，同时往往也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受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内在的投入产出结构以及效率、质量和效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量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质的提升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目标，经济运行的质和量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既需要有质的有效提升，也需要有量的合理增长。从质的有效提升来说，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加注重投入产出率、技术创新和进步以及产品质量、市场效益、资源配置效率、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要求。从量的合理增长来说，需要在质的有效提升基础上有高效益、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和较快的规模增长、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也必然带来就业、收入方面的稳定增长。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利于探索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一国或者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真正有效的源泉和动力，并不是来自于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规模大小，而是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尤其是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来看，增长源泉和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把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来源主要放在依靠提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创新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既可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又可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更加注重长短政策优化组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此，需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更加注重长短政策优化组合，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是把稳增长的政策手段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各项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使短期内的增长过程更多孕育和形成长期的新动力和新动能。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短期内需要稳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通过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政策手段要更加突出培育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更加注重推进科技创新，催生各种新业态、新经济和新模式，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供需匹配和动态均衡发展。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充分发挥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能力，积极改善消费条件，创新各类消费场景，最大程度释放消费潜力和活力。同时，也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和供给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供给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使供给侧更加灵活及时地适应需求侧的变化，有效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重要作用，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把引导实际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手段与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冲击，短时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往往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波动和变化。因此，做好2023年的经济工作，短期内各种总量性政策着力点要放在如何更好引导和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上来，防止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带来的就业、物价等大幅度变化。同时，各种结构性政策也要更加关注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尽可能确保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运行轨迹保持基本一致。要尽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限度激活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推动实际经济增长既符合市场预期，也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选择。
四是把稳增长的一揽子经济政策与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既要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就业、收入和物价等基本稳定，同时也要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作用，把城乡协调发展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把城乡居民的就业保障与解决民生需求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把稳增长与积极改善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经济运行建立在理性的良性的心理预期上。稳定预期与稳定增长同等重要。目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预期减弱的压力影响也较为深刻，亟需有效的积极引导，及时消除各种疑虑，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及指导性。特别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积极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为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力促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
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关键要把握好“度”。要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慢撒气”缓解流动性紧张。要抓住关键、治病祛根，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增强政策精准性、稳定性，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
房地产与金融的正常循环，事关国民经济健康运行。近期多家金融管理部门表示，力促金融与房地产正常循环。要务必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满足房地产市场的合理融资需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房地产业、金融业都是系统重要性行业。前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者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在GDP中占比约7%，若加上建筑业占比则高达14%。金融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房地产与金融的关联度较高。房地产贷款，以及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二者占银行业全部贷款余额的39%。可见，若房地产与金融循环淤堵，容易引发外溢性风险，甚至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关键要把握好“度”。以房地产贷款为例，首先，我们不能将其妖魔化，必须承认合理、适度的房地产贷款增速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满足购房者的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其次，凡事过犹不及。此前，房地产市场曾出现“过度金融化”问题。一方面，房企大多身患“三高”疾病，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不少房企争相布局、涌入金融领域，比如投资、持股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高企；此外，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又加剧了风险，如消费贷、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
如何把握好“度”？应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市场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完美的均衡状态，“过”与“不及”是常态，但金融管理部门要通过精准调控，尽量缩小二者之间的误差。
化险是当务之急。2021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究其主因，在于房企出现了流动性紧张。一是受疫情影响，房地产销售较为低迷，回款不畅；二是房企原有的高杠杆融资模式受限，固有风险加速暴露，如自身经营不善、资产负债不健康等；三是金融机构过度避险，一度误伤了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最终致使房企的流动性紧张加剧，陷入了恶性循环。
化险要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慢撒气”缓解流动性紧张。在供给端，既要适度“输血”，满足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又要稳妥“手术”，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行业并购重组、风险出清。目前，信贷、债券、股权融资“三箭齐发”，“保交楼”专项借款资金已基本投放至项目，优质房企的融资环境已明显改善。2022年9月至11月，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多增2000多亿元；2022年四季度，境内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同比增长22%。在需求端，要着力改善预期，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也有助于房企销售企稳、回款恢复。目前，个人住房贷款的放款速度已达到2019年以来最快，2022年12月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全国平均为4.26%，达到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治本才是长远之策。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要抓住关键、治病祛根。一方面，房地产业要“健体”，要摆脱多年来的“三高”模式，深入研判市场供求关系、人口变化、城镇化格局，平稳过渡到新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相关的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增强政策精准性、稳定性，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避免出现“一刀切”。(郭子源）
